五
为什么一个好故事无须解释？是因为一个好故事本身就是天然自足的，如镜照人，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这是天然就充满各种歧义和不明指向的“言辞”相对难以做到的。《史记·封禅书》里讲过一个故事，齐桓公想去泰山封禅，管仲觉得未受天命，不可封禅，先和他讲道理，但单纯的讲道理不能说服齐桓公，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于是桓公乃止。
“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对于管仲提出的道理，齐桓公还要辩论一番；但对于那些管仲列举的事例，齐桓公绝对不会去学究气地考证其真假，因为这些事例一旦被人传说，就具有了自足性，即便是假的，也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他直接看到了天意，随之便接受了忠告，这就是故事的力量。同样，当中国的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为祖国的未来争吵个不休并让人晕头转向时，无数普通的中国公民，却是在听完林达讲的故事后，像齐桓公一样，才变得冷静下来。虽然这些普通的中国公民并没有齐桓公的权力，然而这些故事却因他们而落地，之后，自己会生长，会萌发新的枝叶，从而给未来保存了各种可能性。
进而，一个故事如何成为一个好故事呢？它的故事性通过何种手段体现？这个故事中存在诗性吗？从一个专业学者到严肃作家再到叙事诗人，我们在“如何看待林达”这个问题上完成了三级跳式的视角转换，随后，唯有再将上述这些问题落实到林达作品之上，并确切地描写其运用的诗学手段，对于林达的文学研究才可以算是真正开始。
在我看来，林达最擅长也是讲得最成功的故事，是司法案例。一件事情一旦被搬上法庭，成为案例，它就立刻天然地容纳了对立的两方力量，就像一棵阳光下的树自然拥有阴阳两面。这两方力量，在林达看来，虽不存在简单的敌我或者正邪之分，但却依旧是彼此冲突、碰撞的。而对于一个讲故事的人，这种自然存在的冲突和碰撞，正是一个故事能够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
随便举个例子，在《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二）里，大段篇幅是在谈论美国的种族问题，我们会发现，当作者在单方面的夹叙夹议地讲述废奴历史过程之时，他是平淡无奇的，但一旦在某个环节处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案例，比如“阿姆斯达”号黑奴暴动案例，一旦存在着案例中彼此斗争的两方力量，那么，整个叙述一下子就生动起来。此时的林达，就有如一个说书人在描述两军对垒时的从容，他会耐心地从一个小人物讲起，甚至从这个小人物的一些琐事讲起，他懂得铺陈、延宕、悬置，甚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懂得把一点点似乎不相干的细节慢慢攒成引信，将读者引向他预伏好的高潮。
并且，每当林达遭遇到一个故事的时候，能够立刻自觉地将自己放进去。
在乡间的林中小屋给你写着华盛顿将军的故事，仿佛听着马车走在山林小路中寂寞的声响。我也尝试着追随体味两百多年前，在美国南方疏朗的乡村里，绅士政治家的状态和心情。
这种主动的移情，将自己融进那个要讲述的人物背后，从而忘我，这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必备的素质，这就使得林达最好的作品中时时都有一个叙事者的声音，这个叙事者，超越了真实的林达。
六
抛开以资料和画作选编为主的《像自由一样美丽》，出版于2007年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会是林达呈现给我们最近的一本专著，而假如选择一本书来认识林达，我也会选这一本。因为，和之前片断的美国史以及巴黎故事不同，林达在这里要处理的是绵延千年、庞杂纷乱的西班牙历史，如何做到既不浮光掠影又能有条不紊的叙述，是一件颇见功力的事情，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一个讲故事的林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正是在这本书里，林达的强项与弱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进入西班牙的林达手持的罗盘，并不是简单的地图以及浩瀚的西班牙史著，而是当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他曾经带着一本中文版的《九三年》去巴黎，这一次，他更是带着他的中国记忆前往西班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叙述千年西班牙历史的速度和节奏，是随着那历史和他的中国记忆有没有叠加，而忽慢忽快的。比如谈到中世纪阿尔罕布拉宫发生过恐怖屠杀的狮子厅，他就会放慢速度：
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凡是制造了血腥事件的人，总是想掩盖的。
而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因其和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林达投注笔墨最多的地方，他甚至会忽然转换叙事的时空，闪回到当下，
在巴塞罗那，我们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年近九十的母亲，听到我们是在西班牙，在电话里唱起了年轻时唱的歌：
“举起手榴弹
投向杀人放火的佛朗哥
……
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在无比耐心地详述佛朗哥上台前后左右各派力量的斗争和其中存在的诸多复杂性之后，林达以一种非常诗性又节制的语调，讲出一些我们都能够懂得的话语：
西班牙街头开始流行一句话：没有不死的人。
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讯传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气。
诸如这些地方，是林达作品最有魅力之处。也正是在这种地方，他有别于他在本书开始就以同行的心情提到的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学的写作……他的平铺直叙的“讲故事”方式，一时迷住了欧美的英语文学界……
欧文尽可能精确地考证史料，记录历史事件。又用自己探寻遗迹的经历，为史料补上失落的枝叶，笔下出现了文学性很强的历史游记。
林达吸收了欧文“讲故事”的方式，但无意也无力像欧文那样去“精确地考证史料”，他满足于一种影射，一种镜子效应。这是他的缺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林达其实根本就不想写西班牙历史游记，他要写的始终是，中国，而且就是眼前的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动用了他所拥有的全部文学手段。
七
在18世纪的法国，文学与政治这两者的冲突达至某种顶点，以至于它们竟然融合在一起，对此，托克维尔不得不用一个杜撰的合成词来描述这一现象——“文学政治”。
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
……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
……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托克维尔所谈论的法国作家，是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等这些启蒙运动中呼风唤雨的先哲，和他们的英国同行诸如培根、埃德蒙·伯克兼具政府要职不同，
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些法国作家从不具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反，他们每每处于极度的游离、甚至流亡状态之中。对此，托克维尔心情复杂地指出：
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
倘若仅仅聚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层面，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典作家似乎近于18世纪英国作家，而崇尚自由独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则更接近于托克维尔谈论的这批18世纪法国作家。于是，“由作家来进行政治教育”，这件托克维尔暗自怀疑的新鲜事，在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路走过来的林达看来，却正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政治”暗自推动着林达所有的写作，令人激动也被人诟病。“他不是十全十美，但他可以使我们看到自身的不完善，这就是意义所在”，托克维尔论伟大作家的这句话，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竟意外地，也同样适用于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