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哈金并没有这样的志向。他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这个梦的确可以作为小说的隐喻，在哈金这里，天真的美国人明妮·魏特林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不朽人物，她只是投胎在一个华裔家庭，作为一张脸，一个强烈的刺激，以及一个对于美国读者而言恰当的阅读视角，哈金试图要完成的，是对发生在遥远中国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书写。

 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小说的关系，乔治•斯坦纳在他那本《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曾讲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在19世纪小说中，革命和帝国在背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仅仅局限于背景而已。当革命和帝国所起的作用太靠近核心位置，例如，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郎士的《诸神渴了》中出现的情形，小说本身在成熟性和独特性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缺陷。”

 这句话包含了小说艺术的全部秘密。对于记者和史家，重要的是铁打的事实；但对于小说家，重要的则是变化的个人。记者和史家的天职是挖掘和打捞已经发生的真相，尤其是重大事件的真相，人们也以此来判断他们的优劣，对于小说家，读者应当另有标准。如果说哈金是在写小说，如果说《南京安魂曲》是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那么，我们必须也要用小说这门艺术应有的严肃来评论它。然而，余华说：“《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然而，阎连科说：“‘还原’成为《南京安魂曲》中的文学要旨与艺术高求，乃至于当时南京街道上的树、小店中的菜和人物穿戴的衣物与鞋子，都带着文化历史的印迹在这部小说中从容地布排和展开。”

 我不会奢求媒体记者来和小说家探讨小说艺术，这不是他们份内的工作，但我至少期待鼎鼎有名的小说家们对此能谈出点别的什么，然而没有。事实上，《南京安魂曲》在国内读书界引发的，几乎一边倒的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再度关注，是在新闻纪实频道和历史探索频道范围内的普遍哀痛和赞扬。

 从约翰•拉贝、东史郎，再到严歌苓、张纯如、哈金，我们若是细数一下历来有影响的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叙事者都不属于这块土地，他们作为旁观者，或是海外华人，或径直就是外国人。即便是在陆川的《南京，南京》里面，主要的叙事者依旧被设定为一个日本军官，据说这样可以呈现更为客观的人性。随之而来，一个司空见惯的责问，就是针对所谓中国式的健忘。在《南京安魂曲》中，哈金也借叙述者安玲之口，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责问：“这种健忘是基于相信世上万物最终都没什么要紧，因为所有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就连记忆也是会逐渐消失的。这样一种见解也许很明智深刻，可人们也可以认为，中国人似乎用健忘作为逃避责任、逃避冲突的一种借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可以将叙述者安玲和哈金划上等号，是因为哈金在接受访谈时也直接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中华民族是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没在文学中得到相应的表述。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作家队伍，而这方面做得十分不够。你看日本，挨了原子弹，就有《黑雨》之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使他们得到世界的同情。”

 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健忘，位于南京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这些年陆续编译出版的七八十卷《南京大屠杀史料》就是证明，哈金也从中吸取过很多材料，但哈金似乎得意地认为，唯有文学表述才代表着记忆，唯有成天哀嚎才代表着记忆。这，是典型的旁观者的道德。在这样的旁观者道德观审视下，一个丧失至亲的人，他最应该做的不是哀伤，而是赶紧运思写一篇悼文；因为，衡量他是否还记得逝去亲人的标准，不是他默默地珍藏好几件小小的遗物，不是他多少个深夜里辗转难眠，不是他多少次忽然间的神思恍惚，而是他能否在晚报副刊上发表一篇表达哀思的文学作品，最好是小说。这是多么的荒谬，然而，很多年以来我们就曾经一直默默忍受着、附和着这么荒谬的、来自旁观者的指责。

 南京大屠杀是近百年来全体中国人最深的伤痛，我相信这样的伤痛还会持续很多世代，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面前，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可能是旁观者，而是当事者，是失去亲人的人。但我不认为南京作家乃至内地作家，就有义务要写出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追悼会上，那漫天飞舞文采飞扬的挽联和悼文，永远都是旁观者送来的，这是他们自觉的义务，值得尊重，但不代表他们就能以此来指责那低头哭泣的未亡人为什么不也和他们一样挥毫泼墨。文学的存在和记录或许已经能令旁观者安心，却不足以让当事人安魂。如果说到纪录片般的真实，大概没有比佛山小悦悦被碾的那段视频更真实的了，但是，你能够说，小悦悦听说了那段真实的视频被传播，就能够安魂了吗？她的父母亲人成天目睹那段真实的视频被传播，就能够安魂了吗？

 文学和生活，都有其自身的伦理和边界，不是所有的生活都能够进入文学，或者说，那些没有进入文学边界的生活，不意味着就被遗忘。同样，那些进入了文学边界的生活，也没有理由用自身的重大和惨烈来左右文学自身的伦理。哈金在刻意地混淆这二者，我们的小说家们则有意无意地对此视而不见。

今天上班，在南京西路出站至地面的电梯上，有个人站在我前面，从他那忽然掉了一个东西下来，就落在他站的那阶电梯上，我一看就知道了，那是他手上抓着的雨伞伞把，他把雨伞搁在电梯扶手上，这么左右一晃被蹭下来的。他也看见了，可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盯着看了一会，还用脚去踢了踢，踢到一边去。随后我们都升至地面，他在我前面疾走而去，我看着那个蓝色伞把很可怜地想跟着走，却被电梯端口处的锯齿拦住，在那里徘徊。我当然也不会捡起来了，就走过去了。一会，我看见前面那个人要打开伞，然后他楞了一下，匆匆往回走，从我身边擦过。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后来走着走着，开始伤感起来，大概人都是这样，不知道爱惜自己的东西，丢了还不认识，还要用脚去踢。

于是想起一句歌词，“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我经常想起这句歌词，但不是每次都能想起它的调子，但最近好像能想起来的次数变多了，就一路哼着，也只会哼这么一句。

能想起来调子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家小姑娘。她有一个玩具，像个小房子，有很多方法玩，我们家小姑娘每种方法都会。其中有六七个琴键，每按一个，就会放一段电子音乐，我们家小姑娘最喜欢。她无聊的时候，就把小手指伸过去揿一下，然后音乐响起，虽然是很没有档次的midi音乐，我是不要听的，可她不挑剔，还贱兮兮地跟着节奏照旧一动一动，身段特别好看，她要是会走路了的话，说不定还没有那么好看。

那天有个老仙女来我们家做客，她是说英语的，可把我累坏了，我一下子回到牙牙学语的年龄，一堆名词动词不讲语法地就往外直冒。还好有小姑娘在，我们就不用探讨艰深的话题。老仙女很会和小姑娘玩，一会用食指中指做爬行状，笃笃笃地爬到小姑娘身边，一会又玩盒子藏豆子的魔术（我们大人都是魔术师）。很快就和小姑娘熟了。熟了以后呢，小姑娘也要表示一下，就蹭蹭蹭爬到玩具房子那里，揿了一个键，响起来的音乐，就是red river valley。老仙女听到很惊喜，当然了，这是她们英文系的歌，可是我们中文系现在也很popular这歌了，都进小学课本了。popular这个单词我还没忘记，就比划给她听，然后我们在这样popular的音乐中就很释然，虽然是midi。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理想。可以和奥德修斯的理想媲美——
   
 个个挨次安座，面前的餐桌摆满了
    各式食品肴馔，司酒把调好的蜜酒
    从调缸里舀出给各人的酒杯一一斟满。

也很接近吹牛大王的理想——杯酒在手，高朋满座。我很久以前写过一首诗，大概是第一次写出很得意的诗，所以写完以后激动了很久，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了。可是，并没有人和我一起激动，直到又过了好些年。
  
  假如时光倒流
    假如我的赤足能溯向河的上游
    假如昨日溅起的浪花
    还未及沾上风沙的锈
    啊       多好啊
    假如
    假如你们仍在岸边
    围坐成一圈
    冲我挥动
    红手绢

我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会走过去，坐在你们身旁。

雨已经落下。
决定性的时刻已经过去。
走向未来的路，被风切割成
无数细小章节。
他感觉自己就像阿基琉斯
正奋力地穿越宛若永生的赛道。
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谁此刻能够安宁，
就永远安宁。
那在一阵眩晕中扑面而来的，
无论是刀刃般的大地抑或
抹香鲸舞蹈的海洋，
对他而言，都是一颗崭新的星辰。
温暖的星辰。

(2009.8-2011.1)

 因为无法沟通，传说中的巴别塔没有造好，其实也并没有夷为平地，它停留在半空的废墟，慢慢变成了我们的大都市。 

我想谈谈上海的半空，并思考一下那些白天黑夜身处半空的人，假若所有高楼的墙面都在瞬间透明，所有的高架桥梁都突然隐形，我们会看到超过一半的上海人，在半空中行走坐立，一些人走在另一些人的头顶上，而这些人的头顶上还有另一些人。有时他们还会相互跨越，踩踏，或者拥抱。但他们的眼泪和笑声都飘落不到地面，就已被吹散。

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地点是在福州路书城的十四楼。单位里有个乒乓房，兼做休息室，大落地窗朝西，几个沙发随意放置，下午有很好的阳光，并能看到日落。我没事的时候喜欢溜过来抽根烟。在人民广场一带，十四楼不算高，外面则是另一片没什么看头的高楼，当然，它们都不是透明的，所以没什么看头。在下方，沿着广东路一直到西藏中路这段，有一片老式的低矮的上海民居群，无论晴天或雨天，我的视线总是最后落在它上面。那起伏有致的屋顶像一片暗红色的波浪，偶尔有一只白鸽掠过,让人凭空会去想象，那一片暗红屋瓦下它的主人，正在做些什么？

写字楼里，往往是吸烟室风景最好，因为需要真正的视窗。比如我有一次有事去朋友的办公室，他在忙，告诉我顶层十五楼有个小吸烟室，我上去一看，真是个好地方。几平米的斗室搁着一张小圆桌和两把椅子，虽然逼仄，但坐在那里抬眼就可以见到下面和平公园的绿地，有蓬勃的树，平展的草地，还有一些运动的人，我从高空俯视他们，不再觉得这斗室的局促，就像我夜晚坐在楼宇间的空地仰望星月。风呼啸地吹进眼睛。

有一年，我在汉中路的十楼上班。有时会从格子间里跑出去放一会风，站在电梯口一旁的北窗向外望，除了没有名字的高楼外，唯一生动的，是对面的一个大汽车站。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和车很多，不过即便只是从十楼的高度望下去，那停车场竟如儿时的天井，那些大巴士就是玩具汽车，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呢，仿佛是来自另一个国度——利立普特国，也就是《格列佛游记》普及版里的小人国。我不用去作遥远而艰辛的旅行，每天在高楼上就可以看到那些利立普特人，遂想着，等自己下班走在这街上，也会成为另一些看客眼中的利立普特人。

我想谈谈上海的半空，并思考一下那些乘高速电梯直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旋转餐厅抑或环球金融大厦顶层的人们，以及在温暖的春日身处锦江乐园摩天轮里相互亲昵的人们，还有那些在冬天一点点退守至屋檐楼顶的雪。在上海的半空，他们如何浮现又消失。

某次，搭一个艺术活动的便车，和一个远道而来的老友在外滩三号七楼顶层餐厅的阳台上说话。周围很热闹，手上餐盘里盛着各式美食的服务员四下游走，但她视若无睹，并对我说，这些东西都不好吃，她同时视若无睹地，还有对面巨大到绚烂的广告牌和暗黑色的河流一起构成的，让这些上海半空中的用餐之所以成为一种奢华的，夜景。

忘记是在哪本小说里，有个人说要去看夜景，另一个人就很奇怪的，你去的地方连一点光亮都没有，看什么夜景呢？那个人说，夜景，不就是夜的景色吗？

雪花飘起来的时候，我在屋内看人下围棋。是两个老人，一个没见过，另一个史老是好几年前在棋盘上认识，后来一直都没再见过。屋子的主人也是老人，在厨房做他在一大块荒废着的房地产圈地里又圈出的一块地里面自己种的菜。他的老婆去女儿家那边带孩子了，这个屋子今天属于他和他的棋友们。

棋已将至终盘，我还没看仔细情况，主人又拿来两本史老刚送给他的书，有一本是元曲赏析，我翻了翻，要比唐诗宋词鉴赏辞典写得好，就开始看书，不看棋。

不过一会，棋就结束了。史老被翻盘，据说是几块追杀对方，随便怎么都能赢的局面下被翻盘了，就像我当年被他翻盘那样。赢的人是主人的邻居，不是今天的客人，他赢完棋，谢绝主人的留饭，就走了。我开始和史老下棋。

我现在棋退步了，棋这个东西，不进则退，虽然我现在境界肯定是提高了，但退步还是不可阻挡。所以，饭前饭后，我输了两盘。虽然中途形势都有不错的时候，但退步这个东西，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啊，我要把桃花泉弈谱在新的一年里取出来打打，虽然是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少上一会豆瓣，少刷几次邮箱，时间就回来啦。

打谱就要打古谱，我象棋之所以曾经还可以，就是大学的时候打过一阵子古谱。下棋就要和老人下，因为他稳重。饭前，主人和史老也下过一盘，我在旁观战，收获颇丰。他们都知道人世的险恶和杀机四伏，所以都不太愿意冒冒失失地脱先。

酒喝的是主人家自酿的葡萄酒，外加一点黄酒。吃完饭，下完棋，一人拎着一包主人送的菜，我和史老告辞出门，走到路口，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外面的雪正下得紧。

看到一则报道，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区，鄱阳湖，这个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如今竟成为候鸟们的人间地狱。无数的、由无数以善良朴实著称的中国百姓设置的天网、地钩、毒饵、强光灯，在湖面上，在浅滩上，等待着从遥远北方飞来过冬的天鹅和大雁，它们的尸体，将帮助他们改善贫困的生活，而在产业链的终端，另一批隐形的饕餮者，在远方的餐桌上，如癞蛤蟆一样，等待着用金钱换取的天鹅肉。

想起刚刚看过的伊坂幸太郎《奥杜邦的祈祷》里，也有类似的故事。

一八一三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在肯塔基州发现旅鸽飞过天际。几十亿、数百亿的鸽子，宛若地毯一般飞过天空，那样壮丽的景色难以形容。但据说旅鸽的肉质甜美，当时人人荷枪实弹，疯狂地捕猎。奥杜邦在书中如此记载。

几十亿、几百亿的鸟会绝种吗？想想都不可思议。奥杜邦却预感到了这一切，一切将不可挽回的失去，那样壮丽的景色，正一再地、不可挽回地失去。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将所有见到的鸟类画下来。这些实物大小的画集结成册，就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部作品——《美国鸟类》。

为什么会灭绝呢？因为在一般的捕猎方式之外，人类的头脑会想出无穷无尽的计谋，比如，猎人先击瞎一只旅鸽的眼睛，那只鸽子不再能飞起来，在地上慌忙振翅，其他的鸽子误以为有饵食，全都凑过来，被猎人一网打尽。

在另一本小说里，同样谈到动物时，伊坂说，“人类所有不同于动物之处，就是人类恶的部分”。

一八七八年，在密歇根州帕托斯基的森林区里发现了十亿只旅鸽，最后的旅鸽藏身之处，猎人们蜂拥而至，在一个月内制造了三百吨尸骸，创造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屠杀。一九一四年，最后一只旅鸽马莎，在俄亥俄州的动物园里死去，在它出生之前，亿万只旅鸽早就从天空消失了。

“在猎鸽的男人当中时而夹杂着女人。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可非议的，也不认为他们特别不同，那种人到处都是。说不定如果与他们特别见面，还会觉得他们很亲切。”在小说中，伊坂借那个讲述旅鸽故事的田中之口，告诉我们平庸的恶如何永远地存在于我们周围。

《奥杜邦的祈祷》名义上是一本推理小说，正如伊坂是一位推理小说家一样，都似乎是如今这个精密分工时代里不容辩驳的常识。它有着精巧的想象，自足的空间，以及在严密逻辑推动下的叙事。几个都市人突然闯入一座化外小岛，这是多么经典的故事原型，伊坂为之增添的原创角色，是一个会说话的稻草人。稻草人立在小岛上一百多年，通晓过去、现在和未来，宛若神明，却绝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在宛若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开头之后，小说的中途，稻草人被杀害，于是整个叙事又进入推理小说最传统的航道，即寻找凶手。当然，最后的结局也足够意外。

然而，我总觉得，在作为推理小说家通常都会允诺给读者的，那种穿越迷宫的智性喜悦或者坐过山车般的酣畅刺激之外，作为小说家的伊坂，似乎还有更高远的志向。譬如这本《奥杜邦的祈祷》，我总觉得，伊坂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一个足够吸引当代人的方式（这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高智商嘛，都喜欢看推理），来讲出他所知道的关于奥杜邦和旅鸽的故事，关于地球上的一切美好景色随着人类智商的发达不断被毁灭的故事，关于一些有自省能力的人类在此种境遇中自我抉择的故事。倘若说，奥杜邦的鸟类画作是一种祈祷，祈祷一切壮丽如旅鸽飞过天空般的自然景致永存，那么，伊坂的小说则可以视作一种布道，用华丽奇幻的修辞术利剑，把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道理，在不知不觉间，刺进人心里去。

而若说到布道，诺思洛普·弗莱曾经讲过，那将是一种源自远古又属于未来的，崭新的写作。对于人性之恶，布道者不会讥嘲，也不愿徒劳地作忧虑状，他们只是将自己置于这样不可阻挡的洪流之中，并怀着无限的悲悯.